唐招提寺的主要建築物 “金堂”, 被日本人稱為 “天平時代(公元八世紀, 即中國唐朝)最大最美的建築”, 怎麼欣賞這人間瑰寶的碩果僅存?
中國建築史之父梁思成說: “對於中國唐代建築的研究來說，沒有比奈良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鑒了。中國唐以前的佛敎建築在公元八四五年曾經 ‘會昌滅法’ 的大厄。木構的殿塔，拆毀殆盡。雖然僅僅幾年之後，宣宗又復法，但安史之亂後，戰亂頻仍，生產被破壞，財力匱竭，被毀的佛寺即使有所重建，亦難恢復盛時的宏偉規模。因此，遺留到今天的唐代木構殿堂，據中國建築史家近三十餘年來廣泛的調查所知，僅僅只有兩處，更不用說完整的組群了。這兩座罕有的唐代佛殿都在山西五台山: 佛光寺及南禪寺正殿。”
看屋頂坡度
梁思成指導我們, 首先看屋頂的坡度。唐朝屋頂簷角平直，稍稍向上翹。宋朝以後，簷角翹的越高，稱為“飛簷”。金堂現有屋頂的坡度比佛光寺正殿屋頂的坡度陡峻得多。佛光寺正殿頂約作1:2的斜度。日本有史記錄, 金堂現有屋頂是後世改建的。從復原圖上看來，兩者坡度基本上相同，因此這差別本來是不存在的。這種比較緩和的坡度正是唐代建築的主要特徵之一。這是因為奈良的冬天氣候遠比長安寒冷, 陡峻的屋頂更利於去雪。
第二, 前簷下牆壁門窗的位置。佛光寺正殿正面的牆壁門窗位置在前檐柱的一線上，前面沒有廊；金堂則位置在前金柱的一線上，在前面留出一道通長的廊子，使它的正面的效果和佛光寺正殿有顯著的不同。但必須肯定，這並沒有影響到它們的相似的風格。此外，金堂和正殿同樣都是七間之中，五間設門，兩端盡間開窗，這也就沖淡了它們由於有廊無廊而呈現的差別。
“我去過山西五台山, 就是為了比較我們金堂建築和佛光寺大殿。唐朝時信眾是在大殿門外拜佛, 不能進入大殿。佛光寺也是如此, 金堂今天也是如此。但現在中國其它寺廟已經唐風不再, 都是登堂入殿才拜佛。”石田執事長帶領我, 站立在金堂外面問訊。
坐落在約1米高的石台基上，金堂內供奉著金色的主佛盧舍那佛像，高3.7米，為天平時代由中國唐朝傳入的脫乾漆造(此技術在中國已經失傳)，其兩側高5.36米的千手觀音佛立像和高2.03米的藥師如來佛立像，都是木心乾漆造。三尊大佛像前還有梵天、帝釋天兩尊小像和4尊天王的木雕像，堂內還有平安初期大日如來的木雕佛像，皆為日本國寶。
唐朝鬥栱
1937年6月26日, 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是憑藉大殿的 “出檐深遠, 巨大鬥栱”, 直接斷定了屬於唐朝風格, 這就是中國首見的唐代木建築──五台山佛光寺。
“鬥栱是佛光寺東大殿絕對的主角，它雖然只有檐柱的一半高，卻有著威壓之勢，他縱橫恣肆，是美木的精魂。在這裏，是斗拱而不是屋頂塑造了建築的形象，中國古典建築中的斗拱藝術在佛光寺發揮得登峰造極。”梁思成說。
這次在奈良, 我去了十多個唐代建築, 最容易分別唐代和後代建議物, 莫過於鬥栱。鬥栱將巨大的屋簷支撐住, 荷載經傳遞到立柱。鬥栱同時具備裝飾作用，唐宋鬥栱大氣宏偉而線條簡潔, 大而疏, 和明清以降的小而密鬥栱, 纖細雕琢, 有本質的分別。因為明清斗拱裝飾功能大於承重。唐代簷下雨個斗拱中間加一個人字拱， 宋代以後沒有人字拱。
梁思成說: “就鬥栱本身來說，金堂和佛光寺正殿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當然，它們也有相同之處。
在柱頭上的縱中線上，中國唐中葉以後比較通用的做法是在第一層栱以上就用層層相疊的枋；日本則用一層栱、一層枋相間。在這一點上，金堂的做法和中國唐代早期的做法是相近的。
在佛光寺正殿的鬥栱上，已經用重栱，而金堂及其前後時期的建築都只用單栱。在日本，到了鐮倉時代（例如圓覺寺舍利殿），重栱才被比較普通採用。正如日本建築史家所說，這是禪宗傳入在建築上的反映。這時候，鬥栱上用重栱，如宋《營造法式》所示，在中國已經是通常的做法了。南禪寺和佛光寺所見，則是中國現存最古的實例。
佛光寺正殿上，在兩朵柱頭斗拱之間用了比較複雜的補間鋪作，而金堂則僅僅在上下枋間用矮柱和一個鬥承托著。這是南北朝、初唐和飛鳥、寧樂的古風，在晚唐的佛光寺正殿上已經看不到了。”
“梁思成認為金堂為雙抄（日稱“二手先”）出下昂（日稱“尾棰”。金堂單下昂，佛光寺正殿雙下昂）；實際金堂是三抄, 日文叫三手先”石田執事長更正。
“儘管有這許多差別，總的說來，這兩座殿堂在風格上相同之處還是十分顯著。無論在中國或者在日本，一千多年前的木構殿堂都是極為稀罕的。這兩座十分相似的殿堂正可以作為當時中日兩國建築的研究上互作參證的最可珍視的實例。”梁思成總結。